大匠(匠石)曾轻蔑地称大树(栎社)为散木，栎社则以匠石为几死之散人，并反唇相讥：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当然，从逻辑上说，既求无用，为何还要充当社神之树？匠石之徒即提出此疑问。
这是因为天地之道就是阴阳之道，而阴阳之道就是变化之道。（《系辞上传》第十章）《周易》虽然是圣人所作，但并非出自人为，而是来自天然。
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一方面，六十四卦既是对于自然变化的描述，也是对于人类发展的记录。这也提醒人们要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毋宁说，它是一种充塞天地间的气，因此，阴阳可以表达为阴阳二气。它实际上指向了一个新的开端。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同上）《周易》永恒的真理却是关于天地万物变化的真理。其二，汤先生对怀特海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关注无疑与他自己思考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密切相关。
现代性之二元论的和人类中心论的思维习惯延误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仍在妨碍人们做出适当的回应。汤先生与建构性后现代哲学家所看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共同之处，是一个值得发扬与深入探讨的角度。杨富斌译《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28页。[17] David Ray Griffin, Whitehead's Radically Different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 Argument for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p4. [18] （美）大卫·雷·格里芬等著。
[7]他批评了哲学史从笛卡尔开始的主客二分模式，明确地将其有机论的自然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分模式的科学唯物论的反面上。）学术界即有专门学者对怀特海与《易经》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
无怪乎王治河、潘美筠将汤先生称作第二次启蒙的当代拓荒者。在西方，除了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创始人小约翰·科布和大卫·格里芬（David R. Griffin，1939-）外，大多数过程思想家和后现代思想家一直将怀特海视为典型的现代哲学家。汤先生即注意到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其缺点： 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缺陷提出的，其所作的，是对现代的解构，曾使一切权威性和宰制性都黯然失色，同时也使一切都零碎化、离散化、浮面化。与任何时代的哲学家一样，哲学家就是要站在时代思想的最前列，比普通人具有更强的敏锐性与深刻性。
汤先生已经注意到西方后现代哲学思潮开始流行，汤先生看到七八十年代有解构主义的出现，提倡零碎化、多元化、反体系化。鲍世斌等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版，233页。[27] （美）小约翰·B·科布，大卫·R·格里芬著。） 这其中体现了汤先生反本开新或者批判发展的思维方法。
就在这个会议上，汤先生讲了他的天人合一等三个合一的思想。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在自身独特的传统中有着丰富的资源。
） 第二次启蒙并不是要靠汤先生个人去完成，但是他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人，已经清醒富有远见的认识到这样的必要性。然而由于我的英语听力很差，对该主讲者所讲的内容一点也没听懂。
而且这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被清军入关打断了。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各种主义与概念都是难以定义范围的，而关于后现代主义更是无法定义的，因为对这种思潮进行标签本身就是与此种哲学背道而驰的。[26] （美）大卫·雷·格里芬等著。鲍世斌等译：《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254页。怀特海将笛卡尔置于一种不断发展的起源于先前一个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想的运动之中，但他认识到了笛卡尔在重构已有思想的人类主题为基础的哲学中的重要作用。[11]有机哲学提出了相依性原理（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主张所有活动性存在（actual entity）都在其他活动性存在内部，怀特海指出：在这种普遍的观点上，机体哲学似乎更接近于某些印度思想或中国思想的支脉，而不是更接近西亚或欧洲人的思想。
中国并没有完成现代化，民主与自由在中国尚未成为现实。）汤先生也还看到西方哲学界的各种思潮的流行，而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一支。
后现代哲学思潮虽然主要针对现代性及其思维方式，但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问题意识则是针对现代性导致的各种环境问题、社会问题、人自身问题等提出的。汤先生之所以赞赏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应该正是看到此方面的重要视角。
中国将通过并超越这些现代主义的选择找到其自身的道路。汤先生接触的主要是后者。
颇有意味的是，汤先生还与过程哲学的继承者过程神学的大师霍桑等有近距离的接触，更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主要分支的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科布有过对话。二、怀特海与过程哲学（有机哲学） 汤先生曾经回忆接触后现代哲学思想的历程： 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已经传入中国，但我听到怀德海的名字却是1986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会上。[14]在《思维方式》的第三编自然界与生命中更是阐述出从无生命的自然界向有生命的自然界的自然观转变的必然性。所以汤先生说： 目前，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力在西方还很小，但我相信它在西方和东方将都会受到重视。
然而，即便从少量的几篇论文以及散落在各篇论文的内容当中，仍然能够看出，汤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与建构是以当代西方哲学为重要参照背景的，他密切地关注着当代西方哲学的动态，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格局宏大。[34] 《为了共同的福祉——约翰•科布访谈》（王晓华访问记），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06-13。
李际、张晨译：《后现代公共政策：重塑宗教、文化、教育、性、阶级、种族、政治和经济》，2页。[39] 王治河、潘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9页。
[17] 汤先生对怀特海的理解是借助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解读的。中国中心论一定会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例如英国历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大师查理斯•霍桑（Charles Hartshorne）教授认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必须向东方学习，学习其德性实践方面的精神。可以说二分的思维模式比三分、四分等其他模式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在某些地方，汤先生认为科布这些思想有可能是借鉴自东方。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恶化、空气污染、土壤硬化、水污染、食品安全等，生活在当下的人们都切身地感受到这一问题。
[28]刘述先著：《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87-90页。为避免繁琐，只随文注出卷号与页码。
身体层面，癌症的梦魇笼罩着人们，更为恐怖的是艾滋病无声无息地在蔓延，还有稀奇古怪的各种绝症折磨着人们。五、第二次启蒙 与汤先生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关注相应，他还关注到有关第二次启蒙的思想： 在20世纪末，将进入21世纪之初，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将第一次启蒙（即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积极因素与后现代主义整合起来，召唤第二次启蒙。
何钦译：《科学与近代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69页。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版序言，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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